借新任首相訪問東南亞之際，日本政府再提供應鏈多元化。

在18~21日對越南、印度尼西亞訪問的4天期間，日本首相菅義偉宣布了一系列鼓勵日企向東南亞投資的促進舉措。

菅義偉在訪問越南期間于當地大學發表演講時表示，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供應鏈過于集中，存在風險。因此，建議日本企業的供應鏈分散到東南亞各國。同時，計劃大幅增加對在東南亞國家擴大生產基地的企業發放的補貼，其中，大企業補貼費用最多達到二分之一，而中小企業補貼最多達到三分之二。此舉將納入年內確定的經濟對策。

菅義偉稱：“日本將加強本國供應鏈，并深化與東南亞國家聯盟之間的合作，從而構筑應對危機的經濟體制。”

自新冠肺炎疫情以來，日本經濟產業省推出了高額的抗疫經濟救助計劃，其中就包括供應鏈改革計劃，即撥款2435億日元（約合157億元人民幣），用于資助日本制造商將生產線轉移到日本或東南亞地區，實現生產基地多樣化。此次新政被視為安倍政府時期的供應鏈改革政策的延續。

“以政促經”

新加坡華僑銀行大中華地區研究主管謝棟銘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其實供應鏈轉移對于日企而言不是個新話題，早在十多年前，就有日企在布局中國市場的同時，向東南亞擴散，“當時是成本主導”。

謝棟銘表示，如今這一戰略背后的變量在發生變化。“成本，在以前是一個很重要的門檻，現在除了成本之外，企業會考慮公共衛生事件作為供應鏈布局的變量。而以前可能很少有人會把一國在公共衛生事件方面的應對作為一個比較重要的變量放到供應鏈中進行考慮。”他說，“此外，除一國公共衛生事件的應對外，與環保和綠色相關的可持續發展也是未來影響企業供應鏈布局的變量之一。”

謝棟銘認為，疫情給了企業切身的感受，“四五月后，中國率先從疫情中走了出來，很多外資企業體會到其中的好處：唯一還能生產的地方就是在中國。”

如今，不僅僅是歐美，諸如東南亞的泰國、印尼等地，都在遭遇卷土重來的第二波疫情。其中，印尼在第二次進入疫情防控“新常態過渡期”后，單日新增的確診病例又反彈至1000例以上。在9月14日第二次“大規模社會限制”措施實行一個月中，疫情也沒有出現明顯緩解的跡象。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陳友駿則認為，東南亞國家是日本調整產業鏈、供應鏈的主要合作對象。菅義偉此行的主要議題之一就是“供應鏈調整”，而所謂的調整就是將部分零部件或成品的生產基地從制造成本較高、限制性條件相對較多的其他地區，轉移至成本相對較低且限制條件較少的東南亞地區，降低以日本技術為核心的整條供應鏈的絕對性成本，整體性提升日本產品的出口競爭力和市場競爭力。自安倍政府公開支持日本企業回遷或轉移生產基地以來，日本經濟產業省及其下屬的日本貿易振興機構已選定了一批政策支持對象。有鑒于此，菅義偉此訪也是為接下來日本的經濟行為做政治鋪墊，即“以政促經”，希望包括越南、印尼等在內的東南亞國家能夠更順暢地接納日本企業，接納日本投資。

升級供應鏈是王道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經濟外交與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姜躍春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過去10年間，東南亞地區憑借勞動力成本優勢的確吸引了不少日本企業，其中不乏一些企業將中國的生產線轉移至越南等東南亞地區，“但是，上述日本企業中有不少在落地東南亞后發現，其實當地的勞動力素質、營商環境與中國相比還是存在很大的差距。”

在日本本年度的《貿易白皮書》中，政府已把供應鏈重塑作為后疫情時代日本經濟復蘇的重要舉措之一。白皮書強調：“盡管精益化生產意味著可以減少庫存，但每個行業還需視自身情況，確保不同的庫存標準。因此，采購來源的多元化和庫存優化，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有效方式。”

對于調整供應鏈的日企，謝棟銘認為，這一調整對中國企業而言是挑戰，也是機遇。與把企業布局從東部沿海調整到西部地區相比，謝棟銘強調，產業升級才是主流的應對之道。“（中國企業）可能會放棄一部分低端的制造，側重于部分的高端制造。這是很多外國企業歷來遵循的路線。”他說，“一旦在高端制造上掌握了一部分資源后，其實也不是那么容易可以轉移的。”

謝棟銘認為，日企此次調整產業鏈其實對中國制造業的沖擊沒有那么大，“因為中國市場體量依舊在，制造業不可能擺脫中國這個大市場的。所以從大方向來看，不會造成太大影響。”

姜躍春也表示，從長遠來看，中國企業還是要多元化考慮，注意產業結構的不斷升級和轉型，“以前，中國企業在對外發展時也會遇到瓶頸，特別是生產單一產品的企業。現在面臨全球的競爭，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和中國面對的這些競爭在過去幾年里其實已經體現出來了，所以中國企業在走出去中需要不斷調整自己的產品結構、出口結構，這始終是一個長遠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