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業招工一年難過一年，這是媒體報道給人的印象，而這一印象從宏觀層面數據也得到印證。國家統計局日前發布的《2020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2020年中國農民工總量比上年減少517萬人，其中從事制造業的農民工占27.3%，比重繼續下滑。2008年至2018年，制造業工人數量年平均減少2.84％。在勞動力總量下降情況下，越來越多的人特別是年輕人不愿意從事制造業，引起了對中國制造業競爭力可持續性的擔憂。

從全球經驗看，制造業比重過低的經濟體容易出現兩大問題：一是在經濟波動中抗風險能力弱，更易受到沖擊，這在1998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中都暴露得很充分；二是社會矛盾更多，也更難消弭。中國制造業比重從2006年的32.5%下降至2019年的27%，下降速度過快已引起重視，“十四五”規劃和2035遠景目標首次提出保持制造業比重基本穩定是富有遠見的。

防止制造業比重繼續過快下降，重要的一條就是要讓年輕人愿意從事制造業，而年輕人是否愿意從事這一行業最關鍵的是“性價比”。顯然，當前工廠招工難是因為“性價比”低：從分子看，工廠工資雖然近年增長幅度很大，但與服務業橫向比較還是缺乏吸引力；從分母看，制造業工作時間長，環境沉悶，個人自由度遠不如快遞等行業。

制造業難吸引年輕人，責怪其他行業吸引力更強毫無意義，只能靠自身從分子和分母同時動腦筋，但不論是提高工資福利，還是讓員工工作時間更短，環境更舒適，靜態看都會提高成本，減少企業利潤，在制造業普遍利潤率較低的情況下，“性價比”是很難改善的。如果靜態看問題，這事將陷入“雞生蛋、蛋生雞”矛盾中，幾乎無解，青年人進一步逃離制造業的趨勢難以阻擋。

用動態眼光才能找到出路。提升制造業技術含量和獲利能力，而這又對應著高技術含量的工人，工人的技術含量與企業的利潤和競爭力一起往上走，才能解開癥結。像德國那樣，制造業的競爭力與技工的經濟待遇、社會地位互相促進，才是一種理想的狀態。

但是，馬斯克曾說，在美國，制造業過去是備受推崇的行業，而近些年來卻被人瞧不起，太多的聰明人進入了金融和法律領域。這里面就涉及社會價值觀，價值觀影響文化，決定著政策方向和資源流向，通過產業外部環境的長期變化，這甚至會在各行業之間形成馬太效應。所以，制造業能不能搞起來，年輕人愿不愿意從事制造業，表面看受年輕人好惡的影響，本質還是一個價值導向和政策體系的問題，與“這一代人”、“那一代人”關系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