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國新發展階段，工業化階段的演進使制造業進入了高質量發展的階段。在中等收入階段,制造業增加值和TFP較快增長，促進了GDP增長和整個經濟TFP增長，成為大國經濟順利進入高收入階段的重要原因。參考高收入大國在中等收入階段結束時的制造業平均比重以及經濟發展質量較高的歷史經驗，同時考慮到制造業與服務業融合發展對產業結構變動所具有的一定調節作用，中國在進入高收入階段前后的一段時期，制造業占GDP比重應保持在28%至30%之間。借鑒其他大國在中等收入階段普遍實施制造業發展戰略和促進政策的經驗，中國“十四五”時期應加強對制造業發展的政策導向，研究制定促進制造業發展的中長期戰略規劃，依靠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帶動制造業中高速增長。

關鍵詞：制造業 中高速增長 高質量發展 中等收入階段

作者郭克莎，華僑大學經濟與金融學院教授；彭繼宗，華僑大學經濟與金融學院博士研究生。（泉州36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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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的提出

從“十四五”時期開始，我國將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發展階段。新發展階段有著豐富的內涵，其中有兩個重要內容：一是從上中等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邁進，二是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與此相聯系，衡量一個產業在新發展階段的戰略地位和作用，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經濟中高速增長和高質量發展。從這個角度看，制造業作為我國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依托，需要在這兩個方面發揮重大作用。

然而，我國制造業發展正面臨實踐與理論的挑戰。從實踐上看，我國制造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從這輪國際金融危機影響前2007年的32.4%快速下降到2019年的26.8%，同期第三產業的比重由42.9%上升到54.3%。如何看待制造業增加值比重持續降低的趨勢，我國現階段的制造業增加值比重應保持在什么水平？從理論上看，針對中國制造業的發展趨勢變化，經濟理論界存在不同看法。部分學者認為，中國已進入服務業主導經濟發展的階段，需要大力發展服務業，降低工業或制造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認識這個問題？

更值得關注的是，有幾個事關國家發展大局的問題，已經顯示出研究制造業地位作用的戰略性意義：一是從國際經驗看，大國經濟在中等收入階段向高收入階段演進中，制造業的發展趨勢關系到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前景。一些拉美國家由于在這個時期制造業增速和比重快速下降，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而一些亞洲國家尤其是日本、韓國兩個大國則因為這個時期制造業保持了較快增長，縮短了進入高收入階段的時間。二是近幾年中國經濟增速下行、全要素生產率波動、產業結構升級緩慢等問題，與制造業增速大幅下降有很大關系。三是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對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依賴性較強，制造業增速和比重持續下降會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形成制約，這一點在地方經濟發展實踐中已經表現出來。四是面對美國對中國經濟尤其是高新技術產業的打壓可能長期化的挑戰，制造業的發展趨勢關系到中國經濟技術的自立自強能力，先進制造業、裝備制造業的發展水平更是關系到中國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能力和前景。因此，我們需要從經濟理論和國際經驗兩個方面，深入研究制造業在我國新發展階段的戰略地位和作用。

二、文獻述評

下面圍繞我國新發展階段的兩項重要任務——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與推動高質量發展，對制造業地位和作用的有關研究文獻，進行簡要的述評。

（一）制造業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

發展經濟學的結構主義觀點強調生產要素從低生產率部門到高生產率部門的再分配，制造業能夠利用規模經濟、技術創新的優勢以及人力資本存量的增加，使技術和知識溢出到其他產業部門，從而提高整體生產力。Szirmai 和Verspagen利用21個發達經濟體和67個發展中經濟體的數據集進行實證分析，發現在經濟中高速增長時期，制造業在經濟增長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Su和Yao實證檢驗了制造業在中等收入階段的作用，證明制造業仍然是中等收入經濟體經濟增長的關鍵引擎，過早去工業化對經濟增長具有負面影響。

制造業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與其拉動需求特別是投資增長有關。Lewis認為，制造業企業將利潤再投資于生產的行為是工業資本積累的主要途徑，制造業的發展為投資行為提供了機會，制造業的創新能力是衡量投資選擇的關鍵。與服務業相比，制造業發展能夠引致投資迅速擴大。一是制造業的規模經濟為投資提供了機會。制造業的規模經濟使工業化發展形成良性循環，隨著生產率的提高，制造成本不斷下降，制造產品能夠在市場中有更多的活力和機會，從而吸引更多的投資。二是制造業的高生產率引致投資的增加。袁富華在研究中國問題時指出，與服務業相比制造業更能拉動投資，形成資本積累，提高經濟增長潛力，而中國經濟增長的“減速”則主要源于服務業吸收了大量的勞動力，大規模投資不斷減少，使得固定資本積累不斷放緩。

應當指出，關于工業化過程中制造業對投資、消費和出口的拉動從而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在發展經濟學的文獻中有著大量的論述，基本上達成了共識。但是，在工業化后期階段，關于制造業與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不同作用，還缺乏有針對性的深入研究，還沒有形成相對明確的結論。特別是在我國新發展階段，如何保持制造業的適當增速和比重，還需要進行更為深入的分析。

（二）制造業對技術進步和全要素生產率（TFP）增長的作用

制造業具有更大的技術進步潛力，這無論是在經典的增長理論還是工業化理論的文獻中都得到了闡述。制造業的發展往往會加速整個經濟的技術進步速度，并通過聯動效應從制造業擴散到服務業等其他經濟部門進行技術創新的傳播。制造業對TFP的影響機制主要集中于宏觀上的勞動力再配置效應、出口效應和微觀上的企業TFP增長等方面。再配置效應方面，制造部門吸收了大量的勞動力，實現勞動力的再配置效應，提高了整體TFP。出口效應方面，Balassa指出由于制造業生產比其他部門更有效率，擴大出口有助于將投資集中在這一部門，從而提高生產要素的生產率。制造業的出口貿易具有選擇效應和學習效應，生產率較高的制造業會選擇進行出口貿易，并通過學習提升在出口貿易中的地位。企業TFP方面，制造業企業主要通過提高人力資本和技術創新等來實現TFP增長。王恬考察了制造業人力資本結構對企業TFP的影響，發現科技人才的人力資本指標具有顯著的溢出效應，制造業企業提高人力資本結構，能夠實現TFP增長。

以上研究已經比較成熟并仍在深化和細化，我們將以此為基礎，進一步從理論上分析我國新發展階段中制造業技術進步對國民經濟技術改造和整個經濟TFP增長的作用，并在實證分析部分考察高收入大國在中等收入階段制造業產出增長與TFP增長的關系，以及制造業TFP對整個經濟TFP增長的推動作用。

（三）制造業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作用

制造業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作用可以從需求和供給兩個層面來闡述。從需求層面看，隨著大眾新消費時代的到來，消費品需求逐漸從傳統制造品向高端制造品轉變。寧吉喆指出，制造業內部結構不斷轉型升級，制造業產品相對價格發生變化催生了消費的升級，帶動了新興服務業的快速發展，進一步推動了產業結構升級。

從供給層面看，制造業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作用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為產業結構升級提供技術條件。Bair 和 Gereffi認為，制造業的生產日益分散化、專業化為產業結構升級提供了機會，資源從生產效率低的農業部門流向生產效率高的制造業部門，產業結構在效率上升的過程中逐漸優化。二是為產業結構升級提供技術設備。制造業的技術設備創新推動了制造業和其他產業的生產率增長，進而引起產業結構的變動和升級。

這方面的傳統研究還在繼續深入，而新興研究則是從產業融合發展的角度來分析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問題。下面我們進一步探討我國新發展階段中制造業技術進步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作用機制，特別是對制造業與服務業融合發展的促進作用。

（四）制造業對生態環境的影響

有關研究主要集中于三個方面：一是結構效應，制造業由于推動重化工業、資源密集型產業發展帶來環境問題；二是能源強度，制造業由于能源消耗比重高，其能源強度變化對環境問題有重要影響；三是技術進步，制造業的技術進步對降低能源消耗和減少廢物排放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景維民等指出，制造業技術的進步能夠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減少環境的污染。金培振等的實證研究表明，制造業領域的技術進步改進了能源效率，有效降低能源強度，減少工業污染的排放。

隨著這方面研究的不斷深入，越來越多的成果表明制造業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可以二者兼得。下面我們將在討論制造業與經濟高質量發展關系的框架下，分析我國新發展階段中兩者關系變動的主要特點，并對高收入大國在中等收入階段中制造業增速與污染排放變化的基本關系進行實證考察。

三、我國新發展階段中制造業地位作用的理論分析

這需要涉及兩方面內容：一是制造業在大國工業化后期階段的地位作用，主要是分析產業結構變動尤其是制造業與服務業的關系問題；二是制造業在我國新發展階段的地位作用，實質是論證經濟發展思路特別是發展戰略問題。

（一）制造業在大國工業化后期階段的地位作用

1．分析問題的邏輯起點

對于發展中大國來說，工業化是經濟發展的代名詞。與收入發展階段相比，工業化階段能更好反映產業結構的變化，有利于分析制造業與服務業的關系。大國經濟在中等收入階段向高收入階段發展中，工業化一般處于中期階段向后期階段演進的過程；在進入高收入階段后的一段時期，工業化仍處于后期階段而尚未結束。我國從2009年進入上中等收入國家以來，理論界一般認為我國的工業化處于中期階段下半期和后期階段上半期；而在“十四五”以至進入高收入階段之后的一段時期，我國的工業化仍將處于后期階段上半期而尚未進入后半期。這是我們分析制造業在產業結構中地位作用以及與服務業關系的基本依據和邏輯基礎。

國內外有關工業化理論、發展經濟學理論中，研究制造業地位和作用的文獻很多，但根據發展階段變化研究制造業地位作用變化的文獻很少。一段時期以來，國內外出現了不少文獻，分析服務業的生產率增長趨勢和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強調服務業在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對于本文開頭提出的兩個問題，即如何看待我國制造業增加值比重大幅下降與地位和作用變化的問題，國內理論界和政策部門存在著較大的爭議。一些學者根據我國產業結構的快速變動，提出了我國出現“過早去工業化”的問題，與我們提出的問題取向是一致的。但是至今為止，對于這個問題缺乏系統深入的研究，沒有得出有針對性、有說服力的結論。

這個問題是我國新發展階段必須認真面對和研究解決的重要問題，否則可能影響到新發展格局的構建或形成。深入研究和科學回答這個問題，是我國經濟發展過程的實踐需要和中國經濟問題研究的理論要求。我們認為，不能泛泛地談論制造業或服務業的地位和作用問題，而需要把研究視角聚焦到我國所處的工業化階段上來，并借鑒國際上相同類型國家的有益經驗，把這兩個方面結合起來進行研究分析，才可能得出符合實際需要的結論，回答和解決我們面臨的問題。

2．工業化進程中制造業地位的變化特點

國內外文獻中關于制造業與服務業在經濟發展中作用的研究，有些已經形成共識，有些并沒有形成共識，還有些很難形成共識，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沒有根據工業化階段的變化闡明這兩大產業的不同變化特點。總體上說，在工業化中期階段上半期之前，制造業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強于服務業；在工業化進入后期階段下半期之后，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強于制造業；但是，在工業化中期階段下半期和后期階段上半期這段時期（中等收入階段向高收入階段演進中），制造業與服務業的地位和作用處于動態變化過程中，何者的地位和作用更加重要，地位和作用是否發生上升或下降的變化，大國與小國的情況存在很大的差異。這是經濟理論界和政策部門發生較大爭議、國內外有關研究尚未統一認識、需要深化研究的主要問題。筆者認為，在大國經濟的工業化中期階段下半期到后期階段上半期，服務業的地位和作用雖然開始上升，但制造業的地位和作用并沒有下降，服務業比重上升主要是取代農業、采掘、建筑、電氣水等產業比重下降的空間。

需要深入分析的是，制造業與服務業地位和作用的變化，不僅表現在經濟增長方面，而且表現在發展質量方面。從工業化后期階段上半期開始，制造業的增速及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可能逐步落后于服務業，但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作用卻不是下降而是上升的，即拉動經濟增長的功能減弱但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功能是增強的。一直到工業化進入后期階段下半期之后，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推動作用仍然不可能由服務業的發展所替代。主要依據是：一方面，制造業具有技術進步快、對國民經濟技術改造作用大、對產業升級帶動效應強等特點，比服務業更有利于支持經濟高質量發展；另一方面，更值得重視的是，大體上從工業化后期階段上半期開始，制造業具備了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的基本條件，這些條件會加快制造業的技術創新和技術進步，促進高新技術產業快速發展，使裝備制造業、先進制造業能夠引領帶動傳統產業改造升級，因而從根本上確立了在經濟高質量發展中的戰略地位，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推動作用日益增強。

制造業比服務業較快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主要原因是，在工業化中期階段，制造業經歷了充分的規模擴張和多元發展，此后高速增長期基本結束；而服務業大致從工業化中期階段下半期才開始了產業規模擴張，進入工業化后期階段時仍處于高速增長期，尚未具備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的基本條件。因此，在這個階段，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是增強的，但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作用弱于制造業。

3．采用收入階段而不是工業化階段作為分析視角的原因

本文沒有以一般的工業化階段作為分析基礎，而是以大國經濟從中等收入階段向高收入階段演進作為分析視角，主要是為了把研究內容聚焦到我國新發展階段的形勢和任務上來。主要考慮是：其一，大國經濟比小國經濟更適合中國的情況。小國（地區）經濟的產業選擇可以比較單一，選擇出口導向的制造業或引進需求的旅游業，等等，只要符合資源稟賦、國情特點就可能支持經濟可持續增長或高質量發展；而大國經濟有其自身特點，需要考慮國內外需求和產業結構的協調，支柱產業選擇不但要注重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而且要有利于國民經濟保持自主平穩運行，有利于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和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使產業結構具有可持續升級的能力，才能支持經濟較快增長和高質量發展。其二，處于中等收入階段的經濟需要兼顧穩定增長和高質量發展。中國從2009年步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行列，但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仍然突出。我們要實現“十四五”至2035年的經濟發展目標，必須把保持中高速增長與推動高質量發展結合起來。只有把研究視角聚焦于新發展階段的兩大重點任務，才能更全面地討論制造業的地位和作用問題。其三，大國經濟在中等收入階段之后面臨更大的國際競爭壓力。這可能是任何一個經濟大國在進入這個發展階段之后都會面臨的問題，而中國的特殊國情使中國經濟發展面臨更為嚴峻的挑戰。這就是：當大國經濟規模做大、國際市場占有率上升，尤其是高新技術產業向高端發展的時候，不僅會面對國際上越來越強的競爭者，而且會面臨來自國際保護主義、霸權主義等的更大壓力，發展風險和安全風險將同時上升。因此，研究制造業在我國新發展階段的戰略地位和作用，需要統籌考慮發展與安全問題，關注大國提升經濟技術自立自強水平和增強國家核心競爭力的重大問題。

（二）我國新發展階段中制造業的地位分析

在我國新發展階段中，制造業對經濟發展的哪些作用是減弱的，哪些作用是穩定的，哪些作用是加強的，這是本文聯系發展階段來研究制造業地位和作用的基本立足點和落腳點。這實質上不僅是一個產業結構問題，而且是經濟發展的戰略問題。

1．制造業增加值比重變化對經濟中高速增長的作用

在我國由中等收入階段向高收入階段演進的時期，制造業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會逐步減弱，但由于工業化剛進入后期階段，一些地區的工業化水平還較低，制造業還有較高速增長的條件。特別是我國新發展階段具有比較明確的任務，未來15年要實現經濟翻一番的發展目標，年均GDP增速要達到4.73%，而頭5年即“十四五”時期的年均GDP增速需要更高，力爭盡快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進入高收入國家的行列。在這5年之后，如果我國經濟發展進入高收入階段，工業化進入后期階段的下半期，制造業的增速將明顯回落，GDP年均增速也將相應下行。在這種情況下，“十四五”時期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具有重大意義，制造業增長率需要高于GDP的增速。一方面，制造業的相對價格水平趨于下降，只有以不變價計算的制造業增長率高于GDP的增長率，才能使當年價計算的制造業增加值比重不再下降；另一方面，只有制造業的比重不再繼續下降，制造業的增長才能支撐GDP中高速增長。過去10年，我國GDP增長的結構性減速，很大程度上是制造業增速的下降影響的，從2010年到2019年，GDP增速由10.6%下降為6.1%，降低4.5個百分點，而工業增加值增速由12.6%下降為5.7%，降低6.9個百分點，工業增速的下降程度明顯大于第一和第三產業，是GDP增速下行的主要影響因素。從理論上說，制造業具有規模經濟性強、可貿易性高、技術進步快等特點，能夠利用外部市場需求擴大再生產，具有擴大固定資產投資和支撐經濟增長的內在潛力，在“十四五”時期，我國制造業的這些功能特性尚未從根本上減弱，只要合理加強和優化產業政策導向，特別是深化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開放，就可能促進制造業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推動制造業較快增長，發揮對經濟中高速增長的支持作用。

2．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作用機制

對于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含義和內容，目前理論界的認識和表述并不一致。筆者認為，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容可以有狹義和廣義兩種界定，從狹義內容看，主要包括：一是技術進步或技術改造帶動的全要素生產率（TFP）增長；二是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帶動的資源再配置效應，包括制造業與服務業融合發展帶動的結構優化；三是綠色發展帶動的生態環境改善。從廣義內容看，經濟高質量發展還應該包含經濟穩定增長和價格總水平相對穩定。下面我們主要從狹義的角度來分析這個問題。

我國工業化進入后期階段上半期，制造業已經走上了高質量發展的道路，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作用是持續增強的。從制造業的特殊戰略地位看，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作用機制，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在新發展階段，制造業技術進步的加快，不僅提高了自身的TFP增長率及對經濟發展的貢獻率，而且推動了國民經濟的技術改造，使整個經濟的技術水平不斷上升，增強了整個經濟TFP增長的基礎和動力。

從大國歷史發展軌跡來看，自第一次工業革命以來，制造業就開始了對國民經濟技術的改造歷程。兩次工業革命加速了制造業的發展進程，使其實現了生產資料的機械化和自動化、勞動對象的擴大化和精細化、生產過程的專業化和協作化，以及工藝流程的合理化和模式化等技術改造的過程。科學技術在每一個層次上的發展，都會引起國民經濟的技術改造，促使企業調整產業結構，采用新興技術，改進工藝流程，進行設備更新換代，用現代技術和方法加強生產經營管理，而這一切都離不開制造業的重要作用。正是制造業的發展、升級和推動，把國民經濟各部門從落后技術逐步轉移到先進技術上來。在我國新發展階段，制造業對國民經濟技術改造的作用機制：一是制造業尤其是裝備制造業技術進步的加快，將推動裝備制造業向高端發展，提升技術裝備的國產化水平；二是高新技術產業、先進制造業的快速發展，將為我國科技成果應用、重要技術創新提供試驗、推廣和產業化的更好平臺，并推動平臺運行質量不斷提升；三是先進制造業和裝備制造業對傳統產業技術改造的作用持續增強，將促進傳統產業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向高端產業鏈攀升。

（2）在新發展階段，制造業技術進步加強了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促進作用，并且增強了穩定性和可持續性。特別是，在新技術革命和新工業革命的推動下，制造業的技術創新和技術進步推動或支持了產業間的協同合作，催生了各種新產業、新產品、新業態、新模式，大大地促進了制造業與服務業的融合發展，直接或間接帶動了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這是制造業高質量發展作用于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一種新形式、新機制。

新技術革命的發展推動了廣泛的產業變革，使制造業與服務業的融合發展進一步深化。一方面，服務活動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制造投入，制造業的發展帶動服務業的發展；另一方面，制造業對服務業投入的需求越來越大，進一步推動了服務業的發展。在我國新發展階段，制造業技術進步對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促進作用，不僅表現在推動供給結構升級和需求結構升級兩個方向，而且會表現在推動制造業服務化和服務業制造化兩個層面。如果制造業服務化較快演進，服務業的比重將較快上升；如果服務業制造化較快演進，則制造業的比重將有所回升。這兩種形式引起的產業結構變化都不容易導致結構失衡，而是有利于經濟的協調發展，有利于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的提升。

（3）在新發展階段，作為經濟高質量發展一項重要內容的綠色發展及生態環境保護，越來越取決于制造業技術進步帶動下的綠色技術發展、TFP增長、產業結構升級，以及制造業與服務業的融合發展。不論是上中等收入階段向高收入階段演進的時期，還是進入高收入國家之后的時期，制造業技術創新和技術進步對推動經濟綠色發展的作用都不會減弱，而是將會持續強化。制造業的技術進步不僅能不斷解決自身發展中的環境污染問題，而且能通過推動其他產業部門的技術改造、產業升級、TFP增長，通過促進制造業與服務業的深度融合，有力地支持整個綠色經濟的發展和生態環境的改善。近幾年我國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車的快速發展及其產生的經濟和環境效應，就是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

3．制造業與服務業地位和作用的比較分析

針對國內理論和政策部門對制造業與服務業地位和作用孰高孰低的爭論，我們需要先梳理一下國內外有關這個問題的理論發展脈絡，然后再落到我國新發展階段的條件下，對兩者的地位和作用變化作出一個基本的判斷。

早期學者認為服務業的生產效率和增長率相對較低，難以為經濟發展提供動力。這一論點在文獻中被稱為鮑莫爾病。但是，許多經濟學家對此表述了不同看法。這涉及服務業與制造業的地位和作用問題，需要對其中的主要論點進行簡要討論。第一個論點是，二戰以來世界服務業穩步增長，制造業的比重長期下降。但是，這種現象主要與高收入國家占全球經濟比重高、服務業比重高以及制造業相對價格下降影響當年價比重變動等產業結構特點有關。第二個論點是，服務業具有較高的TFP增長率。Young提出在生產率核算中考慮要素的投入質量，服務業與制造業的TFP增長率基本一致。Triplett 和 Bosworth、Duarte 和 Restuccia利用美國行業數據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幾乎一半的服務業行業技術進步率高于制造業。但是，這些研究基本上沒有明確區分制造業與服務業技術進步、TFP增長變化與工業化階段變化的關系。第三個論點是，信息和通信技術（ICT）部門的發展表明，服務業可以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引擎。主要是信息和通信技術產品也具有可貿易性，能夠為經濟發展提供動力。但是，這實際上是制造業與服務業融合發展的一種表現形式。

關于制造業與服務業關系的不同觀點，問題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統計上的錯覺。過去的外包主要集中于制造企業內部提供的服務，這些服務仍然算作制造業產出。但隨著統計口徑的變化，這些外包活動目前被統計為服務部門產出，而不是制造業產出。因此，統計分類的變化引起服務業比重上升，但這不是實際經濟活動的變化，并不能認為制造業在經濟發展中地位和作用下降。二是制造業的關聯效應。隨著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產品、新模式的廣泛發展，知識密集型服務與制造業產品融合更為緊密。盡管服務業現在作為中間投入的提供者，與服務有關的人員對行業的業績貢獻更大，但這只是服務與制造融合發展的表現，并不能否定制造業在其中的作用。

在我國新發展階段中，對制造業與服務業地位作用問題的爭論，可能還會持續下去。我們認為，“十四五”時期，在我國經濟發展尚未進入高收入階段的時期，制造業對于經濟中高速增長特別是高質量發展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十四五”時期之后，在我國經濟進入了高收入階段后的一段時間，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可能會明顯上升，但制造業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作用依然不會減弱，而是會繼續增強。

4．新發展階段制造業的戰略地位和作用

在新的發展階段，我國面臨著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新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方興未艾，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美國的技術打壓遏制等影響可能加大；同時，我國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等進程全面展開。面對這些形勢和任務，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戰略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

（1）面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帶來的機遇與挑戰，推進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新一輪科技革命及其帶動的產業變革正在波浪式演進，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綠色化是技術發展和產業升級的主脈絡，高新技術產業、裝備制造業是國際產業競爭的主戰場，各國尤其是中高收入大國都在爭奪高新技術及相關產業的制高點。我國的高新技術產業和裝備制造業作為制造業的核心部門，能否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抓住重大機遇，應對嚴峻挑戰，實現后來居上，關系到傳統產業改造升級、經濟發展水平提升的空間和前景。而這主要依賴于制造業的產業技術基礎，取決于制造業技術創新和技術進步引領下的制造業高質量發展。

（2）在我國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條件下，推進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面對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國際貿易保護主義升級的大環境，中共中央提出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明確了制造業中長期發展的基本格局，也對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國剛進入工業化的后期階段，制造業已結束了高增長期而率先邁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但經濟服務化的階段還沒有到來，服務業的快速發展不能替代制造業的地位和作用，經濟高質量發展更多地要依靠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支持和帶動。構建新發展格局需要推動制造業與服務業融合發展，既要重視提升現代服務業對制造業轉型升級的生產服務功能，也要重視發揮先進制造業對服務業結構升級的技術改造作用。同時，在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中帶動服務業優化發展。

（3）在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進程中，推進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的戰略作用。我國已全面開啟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征程，制造業的現代化是國民經濟現代化的先驅和基礎，制造業技術進步是加快國民經濟技術改造，支持農業、工業、國防等方面實現現代化的主要動力，也是推進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的重要力量。我國現代化建設要對接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大趨勢，充分發揮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帶動作用。只有依靠加快裝備制造業的技術進步來推進國民經濟的技術改造，才能有效支持和推動各個產業部門的現代化建設。其中，我國農業、國防等部門實現現代化的進程，更加高度依賴于科技和制造業的現代化。

（4）面對美國對我國經濟尤其是高新技術產業的遏制打壓，推進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是提升自主發展能力的重要戰略支撐。建設自主創新主導的制造業技術體系是應對外部壓力的長期需要，也是支持高新技術產業及整個經濟穩定持續發展的基本條件。中國需要大力提升自主創新能力，加強技術創新體系建設，特別是加快完善制造業的技術體系，降低核心技術、關鍵技術及相關產品的對外依存度。從世界經濟發展和國際競爭格局的走勢看，在中國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的改革發展進程中，這個方面的重要性將不是減弱而是日益突出，我國必須做好長期應對的戰略準備。

四、大國經濟中等收入階段制造業地位和作用的國際比較及啟示

（一）大國經濟和中等收入階段的界定

國內外學者在研究大國經濟問題的過程中,對大國的概念進行了界定。界定的依據主要有兩類：一類是依據總量統計指標來界定，包括國土面積、人口規模等。庫茲涅茨在《各國的經濟增長》一書中定義1000萬以上的人口規模國家為大國，錢納里在《發展的格局：1950—1970》一書中進一步將大國定義為人口規模超過2000 萬的國家。另一類是依據經濟學原理來界定。例如，鄭捷提出了經濟學意義上的大國概念：能夠成為某種“國際市場”中“價格”的一個制定者, 而不是“價格”的被動接受者。歐陽峣等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上，篩選出國家幅員、人口規模、經濟總量三個易于量化或排序的初始條件，將大國定義為：世界范圍內具有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國內市場巨大、資源總量豐富等條件, 或具有其中比較突出的條件以至于能夠成為國際市場上某些產品價格制定者的享有主權利益的國家。本文在歐陽峣等的基礎上，綜合考慮具有代表性的工業化國家，列入研究范圍的大國有8個：美國、英國、法國、德國、俄羅斯、日本、韓國和中國。

對“中等收入發展階段”的界定，目前似乎尚未形成共識，雖然世界銀行每年都會依據人均國民總收入劃分臨界值將主要國家分為四大類（低收入、中等偏下收入、中等偏上收入和高收入）。目前文獻中主要存在兩種分類標準：一種是以Felipe和Lavopa等為代表的絕對標準，明確給出了具體的數值；另一種是以Woo等為代表的相對標準，通常以美國為參照。由于本文的研究對象包含美國，因此我們參考Felipe等的分類，構建中等收入階段的絕對標準。識別門檻如下：以1990年購買力平價的人均GDP（美元）定義四個發展階段：低收入發展階段（低于2000美元）；中低收入發展階段（2000美元至7250美元之間）；中等偏上收入發展階段（7250美元至11750美元之間）；以及高收入發展階段（11750美元以上）。這個絕對標準與世界銀行已經公布的分類結果匹配度超過90%。

表1列出了與中國同處于中等偏上收入發展階段的大國相關年份。

表1作為國際比較分析的基礎，提供了必要的基本信息：一是至今為止的高收入大國只有6個，我們只能用這幾個國家來進行比較分析。二是這些國家從上中等收入階段到高收入階段的時間，按先后順序看是逐步縮短的。

（二）其他大國制造業增加值比重在中等收入階段的變化趨勢

在制造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中，不變價格計算的比重反映了實際產出結構的變化，當年價格計算的比重反映了產出結構和價格結構兩個方面變化的綜合結果，兩者進行比較，能更好反映制造業增加值比重的變化趨勢。制造業與服務業相比，因技術進步較快相對價格是下降的，當年價格的產業結構變化反映了這種影響。本文分別采用當年價格和不變價格來計算制造業增加值占比，反映其他大國在中等收入階段制造業增加值比重的變化趨勢。

大國從中等收入階段開始到結束的制造業增加值比重變化反映在表2中。在當年價計算結果中，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和韓國的制造業增加值比重分別下降0.64、4.76、2.18、4、4.83和1.47個百分點，平均下降了2.98個百分點；到中等收入階段結束而進入高收入階段的時點，6個大國的平均制造業增加值比重仍達到29%，還有一半國家的比重超過30%，依然相對較高。按不變價計算的制造業增加值比重變動明顯不同，除美國下降2.2個百分點外，英國、法國、德國、日本和韓國分別上升2.81、3.22、1.79、2.23和2.11個百分點，平均上升了1.66個百分點。

上述比較顯示，兩種價格計算的制造業增加值比重變化存在較大的差距（當年價和不變價計算的結果平均相差4.64個百分點）。當年價計算結果反映了產業部門間的交換關系或價值平衡關系，不變價計算結果則反映了產業部門間的產出關系或物質平衡關系。因此，以不變價計算制造業增加值的比重及其變化，有利于分析制造業對于經濟增長的實際意義。

（三）其他大國制造業增長與經濟發展質量的關系及戰略取向

大國經濟在中等收入階段以及進入高收入階段后的一段時期，制造業增長與經濟發展質量呈現什么關系，主要大國在這個階段對制造業發展采取了什么戰略或政策？我們試圖對這些方面做進一步的探析。

一些文獻對不同類型國家制造業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進行了實證研究，其中，Szirmai和 Verspagen主要強調了制造業在發展中國家的地位和作用，Su和Yao則主要聚焦于中等收入階段國家和地區的制造業發展。他們分別證明了制造業在發展中國家、中等收入階段國家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但未討論大國經濟從中等收入階段向高收入階段演進中的制造業增長及其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本文直接用統計數據來分析大國制造業增長與經濟發展質量的關系。我們以GDP和TFP的高增長率、CO2排放強度的低增長率（或負增長），粗略表示經濟發展的質量，考察制造業增加值及生產率增長與經濟發展質量的相關性。需要說明的是，采用這幾個指標的主要原因是數據的可獲得性和可量化性，同時我們認為，使用這3個指標來反映制造業增長與經濟發展質量的關系，也具有較好的代表性。其中，GDP增長率是反映經濟總量變化的綜合性指標，表示制造業增長對經濟中高速增長的作用或影響；TFP增長率是反映經濟發展質量的綜合性指標（一般也被認為是反映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最重要指標），表示制造業增長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作用或影響；CO2排放強度（單位GDP的排放量）是反映經濟發展過程產生污染的主要指標，表示制造業增長帶來的環境污染程度或綠色發展水平的變化。

表3反映了大國在中等收入階段及高收入階段第一個10年中制造業、GDP、TFP和CO2排放強度的年均增長率變化。大國經濟在步入中等收入階段后，都有一個制造業較快增長和經濟穩定增長的時期，到邁入高收入階段后才出現增速的明顯回落。在整個中等收入階段，制造業增加值和TFP增長與GDP和整個經濟TFP增長的變化基本一致，而與CO2排放強度增長率的相關度較低。主要表現是：制造業增加值和TFP的增長越快，GDP和整個經濟TFP的增長率越高，而CO2排放強度的增長率卻較低甚至負增長。

其中的內在聯系在于：（1）制造業的較快增長拉動了GDP穩定增長。除美國的數據略有例外，其他大國的制造業增長率都明顯高于GDP增長率，表2的制造業不變價格比重也是上升的，這表明制造業的增速高于其他產業增速的加權平均數，GDP的穩定增長主要是制造業的較快增長拉動的。（2）制造業的TFP增長推動了整個經濟的TFP增長。從制造業TFP增長與整個經濟TFP增長的對比看，除了德國在中等收入階段的情況有所例外（可能與有數據的時間較短有關），其他國家在中等收入階段和高收入階段頭10年的制造業TFP年均增速都明顯高于整個經濟TFP年均增速，說明制造業的TFP增長率高于其他產業TFP增長率的加權平均數，制造業的TFP增長對整個經濟的TFP增長起了主要的推動作用。同時，制造業較快增長而CO2排放強度增長率較低，主要原因有兩個方面：一是制造業和整個經濟的生產率較快增長，能源資源投入的比例相對降低，使CO2排放量相對減少了；二是GDP持續穩定增長，以GDP為分母計算的CO2排放強度相對降低。

以上實證分析的基本結論是：制造業較快增長與經濟發展質量的變動是正相關的。在中等收入階段，制造業的較快增長是經濟穩定增長的主要拉動因素；而從中等收入階段到高收入階段頭10年的期間，制造業的高質量發展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主要推動力量。這個結論與我們上文關于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對經濟高質量發展推動作用的理論分析是一致的。

我們在分析高收入大國的歷史經驗中還發現，各個大國在中等收入階段都實施了制造業的發展戰略和產業政策，這些戰略和政策對于推動制造業較快增長和生產率提升起了重要的作用。下面對各個大國的制造業發展戰略和促進政策進行概要闡述，以揭示這些大國在中等收入階段制造業保持較快增長和發展質量提高的部分非市場原因。正如Chang所指出，制造業的發展不是市場自由運作的結果，而是各種制造業發展戰略和產業政策積極作用的結果。

美國的例子。美國是否實施產業政策一直是經濟學家爭論的焦點，而事實上，美國在中等收入階段實行了明確的制造業發展戰略和產業政策，加大了高新技術、尖端技術產業的扶持力度，并在稅收政策上給以優惠。例如：在1945 年的《科學——無止境的前沿》報告引導下，戰后美國政府將公共財政資助的重心轉移到基礎科學研究工作上，開始重視對科技產業的戰略布局與政策規劃。美國戰后主要基于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來實施產業政策，在1950年至1980年期間支持基礎科學研究與基礎、通用技術研究，要求在制造業部門增強技術創新，提高研發投入，加強產學研間的聯系等。

英國的例子。在中等收入階段向高收入階段發展中，英國實施產業政策的主要手段是強調保護知識產權，把實行研發補貼和稅收抵免作為合法和有效的產業政策措施，戰后初期重點發展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加強了對不景氣的傳統產業如造船、紡織、電子元器件等行業的援助政策。如1956年《科學和工業研究部法》加強基礎研究、人才培養和工業技術的發展，1968年英國制訂的《產業發展法》對尖端技術產業的發展提供援助。但由于戰后遺留的問題使政治較為動蕩，并且在工業上缺乏必要固定資本投資、機器設備落后和技術更新緩慢的原因，導致制造業發展緩慢，英國經濟在長達20年之后才邁入高收入階段。

法國和德國的例子。在中等收入階段，法國和德國主要沿襲英國早期的制造業發展戰略，實施了以保護和刺激高技術產業為主的產業政策。法國于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執行“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將產業結構重心由基礎產業轉向石油化工、電子和電機、汽車和陸路運輸設備、通信設備、宇航和造船業等高新技術制造業，同時減少基礎部門投資，提高新興制造業部門投資。德國在60年代實施支持技術密集型制造業的產業政策，并且注重培養人才和發展教育，特別是對科技政策的傾斜，為德國在世界石油危機前的高速發展奠定了基礎。

日本的例子。中等收入階段期間，日本于60年代開始確立“貿易立國”的戰略，重點發展重工業和化學工業；1970年頒布了《70年代的通商產業政策》，制造業發展開始向科技創新和產業結構升級轉變；在經歷了70年代的世界石油危機后，《80年代的通商產業政策》提出了“技術立國”的制造業發展戰略。其產業政策從70年代的“以加工、裝配工業為中心”調整為“高新技術產業為中心”，支持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發展。具體的產業政策措施包括：為培育主導產業提供稅收優惠和財政支持；建立官民合作研發體制；鼓勵高科技企業兼并重組，做大做強；對衰退產業進行調整處理。日本制造業發展戰略經歷了以“貿易立國”到“技術立國”的轉變過程，通過比較成功的產業政策導向，推動了制造業的產業升級。

韓國的例子。韓國在中等收入階段的制造業發展戰略經歷了從保護戰略產業到鼓勵技術創新的過程。主要包括：《中小企業創業支援法》（1986），從財政金融方面給予支持；在技術創新能力方面，提出了《技術開發促進法》（1981）和《基礎科學研究振興法》（1989）；1986年制定“面向21 世紀的科學技術發展長期計劃”；頒布“提高產業技術五年計劃（1989— 1993）”，積極推進產業技術開發促進政策的實施。在這些制造業發展戰略和政策的推動下，韓國的制造業在中等收入階段經歷了長足的發展。

（四）大國經濟歷史經驗對我國新發展階段的啟示意義

從高收入大國歷史數據的分析結果可以看到，大國經濟在中等收入階段中制造業發展的趨勢、與經濟發展質量的關系、所采取的發展戰略和政策，具有一些相同的特點。認真總結大國經濟的歷史經驗，對我國新發展階段具有啟示意義。

1．大國經濟在中等收入階段制造業占GDP比重變化不大。在大國經濟的中等收入階段，制造業增加值的不變價比重是上升的，當年價比重是下降的，但平均下降幅度只有2.98個百分點。到了中等收入階段結束而進入高收入階段時，一半國家的當年價制造業增加值比重仍在30%以上，所有國家的平均比重仍達到29%。而我國尚未進入高收入階段，2019年制造業增加值比重已下降到26.8%，過度下降的問題是明顯的。過去10年，我國服務業比重大幅上升，既有符合工業化階段演進的趨勢，也有房地產業、金融業過度擴張的影響，同時導致了“過早去工業化”的問題。必須高度重視這個問題的影響，盡快促進制造業增加值比重穩定回升。

2．大國制造業增長與經濟發展質量有明顯的相關性。大國經濟在中等收入階段都保持了制造業的較快增長，同時制造業的TFP較快提高，很大程度上使GDP和整個經濟的TFP保持了較高的增速，污染排放強度（CO2）的增長率卻較低甚至負增長。制造業增加值與GDP增長、制造業TFP與整個經濟TFP增長的正相關性表明，后者的較快增長主要是前者的較快增長推動的。同時，我們的另一項實證分析還發現，在大國經濟的制造業TFP較快增長中，各行業中TFP增長最快的都是技術密集型產業，這帶動了制造業和整個經濟的結構升級。由此可以推論，近年來我國GDP增速持續回落、TFP增長率下降，以及產業結構升級的問題，可能與制造業增速大幅下降有關。因此，在新發展階段中推動制造業穩定增長和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3．各個大國都實施了制造業的發展戰略和促進政策。目前的高收入大國在中等收入階段都不同程度地實施了推動制造業發展的戰略，根據自身特點實施了推進制造業結構升級的產業政策，目的是穩定制造業的增速，提升制造業發展質量和國際競爭力。各國的發展戰略和產業政策確實對制造業增長和生產率提升，并對GDP和整個經濟的TFP增長起了促進作用。這些歷史經驗對于我們有重要的借鑒意義。我國制造業在總體增速持續下滑、傳統制造業改造升級任務艱巨、高新技術產業和裝備制造業要提升自主創新發展能力等情況下，迫切需要國家發展戰略和產業政策的導向，以便加快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

4．大國制造業較快增長可以避免污染排放的增加。大國經濟在中等收入階段的經驗數據表明，各國在制造業保持較快增長的情況下，由于制造業和整個經濟的TFP較快增長減少了能源資源的投入比例，CO2排放強度的增長率相對較低甚至負增長，制造業發展與污染排放的相關性并不高。可以說，大國經濟由于在資源再配置中具有較強的回旋余地和調控能力，只要推進制造業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就可能解決制造業發展中的污染排放問題，把制造業較快增長與綠色發展結合起來。

值得指出的是，以上共同特點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一定的必然性，這就是以上大國在中等收入階段都重視制造業的戰略地位。這應該是這些大國順利進入高收入階段的一個重要原因。制造業的較高增速還縮短了大國經濟進入高收入階段的年限。這表明，制造業增速會影響到經濟中高速增長和經濟發展質量，從而影響到我國進入高收入階段的時間。

大國經濟具有一些共同特征，有的學者進一步概括出大國經濟的典型特征和核心特征，三個核心特征是規模性、內源性和多元性。在大國經濟從中等收入階段向高收入階段演進中，這些典型特征特別是核心特征正好反映出大國經濟對制造業發展的重大需求，體現了制造業對大國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一是制造業發展有利于提高國家經濟的自立自強能力，使大國經濟能夠減少對外部環境的過度依賴；二是制造業發展有利于加快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和升級，使大國經濟能夠不斷提升國家核心競爭力和國際地位；三是制造業發展有利于推進國民經濟的技術改造，使大國經濟能夠主要依靠自身技術進步實現現代化。

參考大國經濟在中等收入階段結束時制造業增加值平均比重為29%并且經濟發展質量較高的歷史經驗，把大國經濟的主要經驗與中國的特殊國情和發展任務結合起來，考慮到我國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對于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大作用，同時也考慮到制造業與服務業融合發展對產業結構變動的一定調節作用，我國在進入高收入階段前后的一段時期，制造業占GDP的比重應保持在28%至30%之間。只有依靠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推動經濟中高速增長和高質量發展，我國才能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繼續向中等發達國家的方向邁進。

五、重視發揮好制造業在我國新發展階段的戰略作用

在我國新發展階段特別是“十四五”時期，必須高度重視制造業的戰略地位和作用，大力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扭轉制造業增加值比重下降趨勢對經濟發展全局的影響。

第一，以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帶動制造業中高速增長。上面的分析表明，制造業對我國經濟中高速增長和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作用，但這種作用不能依靠再次推動制造業高速增長，而必須依靠大力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我國的工業化已進入后期階段上半期，制造業的高速增長期已經結束，但從大國經濟的歷史經驗看，這個階段國內消費結構的升級和固定資產的更新仍為制造業發展提供了較好的市場條件，只要制造業較快轉向高質量發展，就能夠避免增速繼續下滑，保持中高速增長的趨勢。在中等收入階段向高收入階段演進的過程中，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主要路徑有兩條：一是以技術創新為導向持續向高端制造邁進；二是以技術改造為依托加快傳統制造業升級。因此，要加強制造業技術創新體系建設，提高制造業整體技術水平。積極推進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提升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層次。推動傳統制造業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綠色化改造，加快制造業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

第二，合理實施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中長期戰略和產業政策。為什么高收入大國在中等收入階段普遍實施了制造業的發展戰略和促進政策，而這個階段之前和之后卻相對較少實施這些戰略和政策？主要原因可能是，這個階段的制造業發展面臨持續下行和衰落的風險，又面臨國際市場競爭壓力加大的挑戰。許多拉美國家的制造業就是在這個階段逐步衰落并難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許多東亞國家特別是日本和韓國兩個經濟大國則是在這個階段利用制造業的快速增長順利跨入高收入階段。借鑒其他經濟大國的歷史經驗，我國在新發展階段需要正確認識這個問題并實施合理的制造業發展戰略和政策。基本理論模式和政策框架是，在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作用的基礎上更好發揮政府作用。要堅持實施好已有的制造業發展戰略，研究制定新的制造業中長期發展戰略規劃。堅持實施符合中國國情、運用市場機制的產業政策，深入推進產業政策的改革、轉型和創新。

第三，依靠深化改革開放提升我國制造業發展的動力和活力。在上中等收入階段之前，制造業發展主要依靠規模經濟擴張，那時我國各地區推動制造業發展主要是以低廉地價、稅收優惠等方式招商引資和擴大規模。但在我國新發展階段，制造業的規模擴張已面臨市場飽和、產能過剩的較強制約，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不能僅依靠優惠政策，需要培育和創造新的體制機制環境。近幾年，我國對中小制造企業實施了減稅降費、改善融資條件等政策措施，但企業面臨的市場約束強化、各種成本上升的問題依然困擾著制造業的發展。從理論上說，在上中等收入階段向高收入階段演進中，制造業面臨的大多數矛盾是這個階段的趨勢特點決定的，制造業企業也面臨著是否轉向發展服務業的選擇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必須立足新發展階段，圍繞構建新發展格局，以深化改革開放來激發制造業發展的動力和活力，并帶動具體問題和矛盾的緩解。只有深化改革開放才能真正打開制造業發展的新空間，也只有深化改革開放才能為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拓展更大空間，舍此別無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