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名叫膺東，生于1915年。那年的大事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趁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機，日本帝國主義向袁世凱政府提出旨在獨占中國的秘密條款——“二十一條”。5月7日日本提出最后通牒。25日袁世凱在北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關于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之條約》、《關于山東之條約》。當時激起全國人民大規模的反日愛國運動，把5月7日稱為“國恥紀念日”。父親因此給我起了“膺東”這個小名，寓意是滿腔義憤打擊東洋——日本帝國主義。

1933年，王大珩與父母弟妹合影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次年，爆發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運動”，導致中國代表拒絕在具有侵犯中國主權內容的巴黎和約上簽字。德國作為戰敗國，原來侵占青島及山東的權益算是交還了中國。

1926年，日本軍艦駛進天津大沽口，炮擊我國軍民，被守軍擊退，日本竟聯合英美等八國，向北京軍閥執政段祺瑞提出拆除大沽口國防設施等無理要求。為此，3月18日北京群眾聚會游行抗議，要求拒絕八國通牒，竟遭開槍射擊，當場死47人，傷150余人，稱“三一八慘案”。至今有關學校還保留著死難烈士紀念碑。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日本侵占東北。東北學生大批流亡關內，“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哪年，哪月，才能夠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那深沉而悲壯的旋律，激蕩著我的愛國熱情。難忘的《松花江上》那支歌，是我最愛唱的歌曲。

1935年“一二九運動”爆發，經過多年壓抑的中國人民，第一次喊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

1936年，我在清華大學畢業。由老師帶領同學南下作修學旅行。在火車途經天津時，遇到一伙日本浪人，竟野蠻地把我們乘客從客車上趕下來，裝上他們的走私貨物。這時，我們已嘗到了做亡國奴任人宰割的滋味，終生難忘啊!

王大珩與清華同學的合影

1937年的“盧溝橋事變”，抗日戰爭爆發。接著是“八一三”上海保衛戰。這時，我第一次聽到《義勇軍進行曲》，“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筑成我們新的長城!……”。當時我參加了國民黨政府的兵工工作，由于抗日失利，從南京撤退到長沙。我和群眾一起唱著“把我們的血和肉，去拼掉敵人的頭……”，“犧牲已到最后關頭……”。那正是日本侵略軍占領了南京，進行殘暴的大屠殺的時候。

1937年，王大珩在清華大學

我的青少年時代，就是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蠶蝕中國的歷史環境中度過的。

1938年，我有機會考取了中英“庚款”留英公費生。整個抗日戰爭和第二次大戰時期，我是在英國度過的。我留學的專業是應用光學。這決定了我終身的志趣和事業。

20世紀30年代中期的王大珩

在強權政治的世界環境中，光學的前沿技術，由于軍事上的需要，一直被各國視為要害技術，競相強化，竭盡保密之能事。其中突出的有如光學玻璃的制造技術。本世紀初，由德國光學名家阿貝(Abbe)和化學家肖特(Schott)合作，擴展了光學玻璃性能的新領域——重鋇玻璃系列。英國傳統上則有著名的法拉第 (Faraday)研究光學玻璃的歷史。由于保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也被迫自己解決制造光學玻璃的奧秘，戰后發表了世界第一本光學玻璃制造專著。帝俄在第一次大戰初期，也曾以同盟關系派人到英國學習光學玻璃制造，但未得要領。十月革命成功后，列寧的第一個科學建樹就是成立了國家光學研究所，最初的重要成就之一，就是掌握了光學玻璃制造技術。

正是因為受到這種國際環境的啟示，在學習應用光學，獲得碩士學位接近完成博士研究的時候，我的英國同學漢德告訴我，英國昌斯玻璃公司，急需一位懂應用光學專業科研人員，擔任新型光學玻璃開發研究工作。這真是一個難得的機遇，我的祖國是多么需要這種技術啊。為了能學到制造光學玻璃的真實本領，要抓住二次大戰的時機。我毅然放棄獲得學位的機會，經英國同學的介紹，離開學校，到英國昌斯玻璃公司工作。

我在這家公司實驗室工作了五年，職務是物理師。在那里我學會了如何從事研究開發工作。雖然不許我進入生產車間，但因為實驗室既是產品質量的控制中心，又是進行新技術、新產品開發的源地，所以對生產的組織形式，以及生產光學玻璃的要害問題能有足夠的了解。

王大珩在英國時的學習手札

所謂開發研究，就是要改進現有生產工藝，提高質量，發展新品種，同時研究為應用開發所需的基礎性問題，我作為既有應用光學基礎知識，又具備一定硅酸鹽知識的物理工作者，從事這類工作，理論和實驗結合，如魚得水。我進行了200多堝的玻璃熔煉實驗，為發展新品種光學玻璃掌握了一定主動權，發展出稀土玻璃系列，并獲得兩項專利。為了快速測量并提高測量玻璃光性的精確度，我創研了V-棱鏡折光儀，而且成為商品，現已成為測量光學材料光性的經典儀器。我還不懈地研究了玻璃的熱處理性質，這是保證光學玻璃精密退火以得到物理均勻性的理論基礎。

在那些年里，我是受雇于人，出賣自己的智慧，為別人出成果、效益的。然而可以自慰的是，我除了學到保密性很強的光學玻璃制造的要害技術，還學會了一套從事應用研究和開發工作的思路和方法，特別是講求經濟實效的意識。這對我回國后從事新技術創業和應用研究的開發工作，有著深刻的意義。

1948年，我回到了闊別10年的祖國。新中國成立以來，由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求，得以很好地發揮我的專長。使我引為自豪的是為國家做了一些創業性的工作。

我在1949年3月28日到達老解放區大連市，參加大連大學應用物理系的創建工作。這是黨創辦的第一所正規大學，為即將誕生的新中國培養建設人才。

當時的物質匱乏，辦學條件是極困難的，學生做實驗沒有儀器設備。為了給學生創造學習條件，我和教師們親自動手制作，許多實驗儀器器材只能到舊物市場去找，邊開實驗邊制作。經過努力在一年之內，建成兩個同時容納130人的普通物理實驗室，能進行30種物理實驗。滿足了全校工學院和醫學院學生的物理實驗需要。

這個時期的教學，鍛煉了我對創業工作的自信。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幾個部委的領導提出，設立中國科學儀器研制機構的建議，決定在中國科學院設立儀器館。當國家需要我去創建新的事業，我承擔了這項光榮而艱巨的任務。經過調查研究，在上級領導及多方支持下，1951年在長春成立了中國科學院儀器館。其后經過發展，整合，1960年更名為中國科學院長春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經過群策群力，逐步發展成為我國從事應用光學及光學工程研究開發與人才培養的搖籃和科研發展基地。

中國科學院儀器館初建時的大門

在這里，在龔祖同先生主導和我的協同下，研制出我國第一堝光學玻璃，建立起全套規模生產技術和設備，培養了生產骨干。

在這里，有青年科技工作者發揚開拓創新精神，研制出我國第一臺激光器，成為我國發展激光科技事業的開端。

在這里，還研制出我國第一臺電子顯微鏡，我國第一臺紅外夜視光學設備，以及其他第一臺…… 

1958年研制成功的中國第一臺光電測距儀

1958年研制成功的中國第一臺晶體譜儀

20世紀60年代初期，中國自行研制的第一臺紅寶石激光器。

1959年，在“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思想指引下，通過“八大件”(指八項具有先進水平的高檔光學儀器)的研制，完善了該所從事光學工程的設計及工藝基礎，開始從仿制走上自行設計制造的道路。

60年代，側重軍工項目，大力協同研制成功靶場用大型跟蹤電影經緯儀，開國內自主研制大型精密測試設備的先河，形成了國防光學中的一個高技術重要領域。

我在長春光機所主持業務30多年，還先后從這里分建或分流出一些廠、所、學校和人才。

1954年分出上海光學儀器廠和長春材料試驗廠，均為原機械部系統的主干廠。

1962年分建出西安光機所，由龔祖同先生任所長，專門從事高速攝影及光子學技術研究。

1964年分建出上海光機所，專門從事激光科技研究。以后又從中成立了專門從事激光核聚變研究的實驗室(與核工業部聯合)。

1964年前后，支援中國科學院科學儀器廠從事電子顯微鏡及相關工作的科技人員。1967年分出部分人員支援航天部，從事空間觀測工作(現已成為專業所)。

1970年進行“三線”建設時，分建出大邑光電所(現為成都光電所)，從事國防光學及光機電一體化的精密光學機械研制工作；同時支援有關人員成立安徽光機所，從事大氣光學與激光科技工作。

1958年的長春光機所又創建長春光學精密機械學院，由我兼任院長。這所學院是當時國內唯一專門培養光學和精密機械人才的大學?，F在已發展成為一所綜合性的長春理工大學。

1963 年5月5日，為了光機學院未來的發展情況，王大珩給國務院副總理聶榮臻寫了一封信，信里匯報了光機學院自成立以來的發展情況，并對未來做了樂觀的展望。他提出：為了使光機學院得以較快的發展，適應培養光學人才的需要，建議將學院劃歸國防科委直接領導。（為了讓讀者更加了解當時的背景，編輯特摘錄了王大珩先生1963年的信件，信件并非自述中的原文。）

現在，以上機構都已壯大、成長，并以不同專業特點，建有開放重點實驗室。

上述事件和變遷，都是在國際形勢的大環境中，國家經濟建設需求的促進和推動下，我所經歷的歷史的回顧，并不是我個人的功勞。

1979年，我國成立了中國光學學會，我是主要發起人之一，當選為第一屆理事長。

1983年，我從長春到北京中國科學院任技術科學部副主任、主任。期間步李熏主任后塵，倡議學部向國家進行主動咨詢。經過院士們的努力工作，現在中國科學院學部已形成一套完整的咨詢體系。院士們做出的許多重大建議，已納入國家計劃。

在其后的咨詢工作，我與多位院士合作向中央提出一些建議：

1986年，當美國里根總統提出“星球大戰”計劃時，陳芳允院士和我商議，向中央提出我國也應當發展高新技術的建議，我欣然起草了報告。并聯合王淦昌、楊嘉墀兩院士，四人討論《關于跟蹤研究外國戰略性高技術發展的建議》，定稿后及時報給小平同志，很快得到了批準，并形成了“863計劃”，見諸實施。我由衷地敬佩小平同志的高瞻遠矚，使發展高科技成為實現我國現代化的一項重要戰略部署。

　“863”建議書手跡 。

1989年與王淦昌、于敏院士共同提出《開展我國激光核聚變研究的建議》，這項倡議促成建設激光核聚變裝置。

1992年又與張光斗、師昌緒、張維、侯祥麟和羅沛霖等五位學部委員(院士)向國家建議成立中國工程院。這一建議得到中央和國務院的批準，并得到工程界的熱烈擁護。中國工程院于 1994年正式成立。

領導人對王大珩等成立中國工程院建議的批示。

1996年聯名建議并協調成立原子、分子、納米科學重點實驗室。

在我的科技生涯中的另一個重要方面，積極關心國家計量事業和國家儀器儀表科技事業的發展。

1956年我被邀請參加國家十二年科技遠景規劃。并主導編寫儀器儀表和計量技術項目規劃。其后我擔任國家科委儀器儀表專家組組長，國家計量局顧問，并于1979—1991年代表中國任國際計量委員會委員。

1956年11月12日，王大珩（前排左起十九）參加儀器館學術委員會成立大會

1979年中國計量測試學會和中國儀器儀表學會成立，我作為創辦者之一，當選為第一屆副理事長。其后，擔任理事長和名譽理事長。

在40多年里，我與院士們三次聯名建議國家發展儀器儀表科技與工業，受到中央的重視，根據建議：

1979年國務院批準成立國家儀器儀表工業總局；

1994年院校聯合建立跟蹤國際計量科學發展的國家計量測試高技術實驗室。

鑒于我國已進入信息科學時代，為適應時代進展的需要，與儀器儀表界聯合倡議召開了香山會議。這次會議對我國今后儀器儀表科技事業的發展地位及社會上的重視，具有深遠的影響。

根據長期的實踐，提出儀器儀表是認識世界的工具；儀器儀表是信息工具；儀器儀表工業是信息工業的概念。我們應該有這樣一個共識。

對北京市科學技術的發展，對促進光電學發展和高科技產業化等各個方面我也十分關心，作了一些工作，擔任過北京市科學技術協會主席和中國光學光電子行業協會與中國高科技產業化研究會理事長、名譽理事長等項職務。

在我從事光學事業的大半生中，面臨一個如何辦好應用科學和高技術研究機構的模式問題。根據我當年在國外實踐的體會，新技術科研面向實際，必須有工廠制造技術體系密切配合。就如我國醫學科學的傳統那樣，搞醫學科研與教學，必須有臨床醫院。長春光機所從開始建立(當時稱儀器館)，就是實行科研與生產密切結合的模式。后來在中國科學院內建立的幾個光學研究機構，以至其他高新技術研究所，都采取了這種模式，這樣才能更好地以實物(整機)，驗證成果的實效，并以少量產品滿足國家的特殊需求。

我提倡的這種建所模式，在承擔大型光學裝備任務時，也曾引起爭議，即研究所究竟應當搞“半桿子”，還是搞“一桿子”?！鞍霔U子”就是研究所只研究科技問題，而整機工程，不論工藝難易，產量多少，都應由工業部門承擔；“一桿子”就是考慮到任務中科技問題錯綜復雜，工藝難度大，數量要求少的，應由研究所從科研攻關，直到出產品(整機)都承擔起來。我是搞“一桿子”的堅持者。實踐說明，這樣做，使科研與實際結合，既爭取了時間，又保證了質量，可取得又好又快的效果，還鍛煉了一支科研與工程技術結合的人才隊伍。這在今天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已肯定是研究所從事開發高新技術，并向產業化過渡的有效形式，是符合國情的。而在當時，這種在產業部門是當然的作法，在科學院系統中，卻是別樹一幟。而現在這種作法已經被普遍接受了。

在祖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我有了用武之地!

我出生于知識分子家庭，父親王應偉在上世紀初曾留學日本，是早期的地球物理和氣象學家。母親周秀清極其重視對子女的教育。在軍閥混戰的時代，欠發工資，家里一直過著清貧的生活。

父親看我有點靈氣，從小就引導我學科學，激發我愛科學的興趣。記得在我很小的時候，當看到筷子半截斜插入水杯中，出現撓折現象時，父親就指出，這叫折光現象；在小學時，父親就帶我去看他親自做地磁觀測；在初中時，帶我進行氣象觀測實習。在父親教育輔導下，我超前學完了中學數學和微積分。

1932年，我考入清華大學物理系。在葉企孫、吳有訓、周培源等名師的教育熏陶下，不僅學到了科學知識，而且學會了從事科學工作的思想方法，更重要的是長輩們的道德為人，愛國思想，對事業嚴肅認真負責的態度和進取精神。

1936年春，清華大學物理系部分師生合影。

王大珩的學生注冊片。

在留學英國期間，我有很長一段時間過著幾乎是工人和被雇用者的生活，有機會洞察資本主義世界的形形色色。交往過德高望重的學者教授，也見到過市儈氣十足的學術人物。同時還體會到一些處世之道，即只有通過自己的鉆研實踐，才能成為知識里手；只有做出貢獻，并爭取出人頭地，才能被同行看得起，才能交上朋友，并在學問知識上得到互益。同時也理解到，在解決問題時，如何分清主次，洞察現象，發現分析問題而不受陳規約束，這也是科學發展和前進所必行的。這些思想上的認識和收獲，對我在新中國成立以來所從事的各項工作，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1948年，我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國，正值國民黨政權即將垮臺的時候，經濟上通貨膨脹到天文數字。當時，英國的公司曾打電報來，歡迎我再回公司任職。與此同時，吳有訓老師通過地下黨組織，引導我到解放區去參加創辦大連大學。在這截然不同的兩條道路上，我選擇了到解放區的道路，我的路子走對了。

20世紀80年代，王大珩在西安光機所做學術報告

在黨的培養下，我對馬克思主義有了初步的認識。更加理解了上層建筑要與經濟基礎和生產實踐相適應的道理；人民作為推動社會進步的主人，要在認識客觀世界的基礎上，能動地改造世界；要樹立革命的人生觀；并深感由于專業決定，個人的知識能力是有限的，事業要靠群策群力來完成，一切要服從祖國的需要。

這些思想引導我努力做到以公為先，不計個人名利，愛惜人才，培養后進，團結協作，以及順應實際情況，因勢利導等，同時也要敢于向錯誤作斗爭。記得在1977年，針對“四人幫”的爪牙單奎章在長春光機所搞所謂的“階級斗爭”犯下的罪行，我在有4000多人參加的批判大會上發言，竟獲得了長達兩分鐘的熱烈掌聲。

王大珩與顧又芬結婚時的合影（1950年10月）。

王大珩紀念園雕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