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自20世紀80年代“革新開放”以來,綜合經濟增長率大約為7%左右,居東盟各國之首,在亞洲也只僅僅次于中國。越南之所以能夠保持如此高的經濟增長率,除了與其所處的工業化發展初級階段以及高速發展時期有關,還與它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積極融入地區一體化和全球化進程不無關系。
越南經濟快速發展是搭乘中國“快車”的結果。長期以來,中國保持著越南第一大貿易伙伴的地位,而2018年越南與中國的雙邊貿易額約達1067億美元,中國由此成為越南雙邊貿易額達1000億美元的首個貿易合作伙伴。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中資企業落地越南,并為當地創造大量工作崗位。
越南經濟快速發展也是地區國際產業分工和分布演化邏輯使然。從投資來源看,韓國、日本、新加坡、中國臺灣和大陸是越南外資最重要的來源地;而從投資分布和產業來看,韓國與日本企業投資的是相對高端電子產業,中國臺灣地區的企業則熱衷于“代工生產”,而中國大陸企業赴越南投資更多集中在紡織、服裝、鞋類和農業等領域。因而,赴越投資的主體更多來自地區內,而投資產業領域的分布也以低端產業和勞動力密集型為主要特征,而從驅動方面,中國國內產業發展與升級、貿易壁壘的規避和越南廉價勞動力等工業化初期優勢則是形成赴越南“投資熱”的主要原因。
如果更通俗地來講,赴越投資熱實際上是低端產業資本繼續追逐利潤的結果,其中就包括來自中國大陸的中小企業。從短期來看,中國中小企業赴越南等東南亞國家投資是規避中美貿易摩擦壁壘與挑戰的舉措之一。但同樣要強調的是赴越南投資可能面臨的瓶頸和風險挑戰。作為低端產業資本投資理想地的越南雖然有其勞動力、土地等方面的優勢,但隨著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越南的用工成本和土地成本也是“水漲船高”;而勞動力素質的低水平實際上也為企業運營和管理帶來了挑戰。同時,由于越南方面對環保、用工來源方面都有嚴格的規定,企業不得不在生產設備、用工手續等方面付出不小的代價。因而,在付出巨額成本赴越繼續投資低端產業和斥資用于低端產業升級之間,中國投資者要有長遠的戰略眼光。不僅如此,由于相關方面對中資存在著防范、警惕乃至擔憂的心理,赴越中資企業同時也得面臨著來自政治層面的潛在風險;而由于差異性的人文環境,來自中國大陸和臺灣地區的企業赴越經營極有可能會出現“水土不服”的情形。
在越南“投資熱”輿論造勢下,相關企業尤其切忌采取短視和急功近利的行為,應綜合評定赴越投資項目的選擇和風險,更要以中長期的眼光來看待產業發展和投資,畢竟一味地以低端產業追本逐利并非長久之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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